前已经分别给梁启超、张寿增发了电报，让他们赶到上海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

1913年3月2日，上海百老汇路，刘庆斌宅院前堂客厅内。

“梁先生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寿增，现任蒙古自治省政府秘书长！”刘庆斌指着张寿增对梁启超介绍道。

就在梁启超打量张寿增之际，刘庆斌又给张寿增介绍起梁启超：“老张，这位是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宣传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梁先生。”

“梁先生好！”张寿增很有礼貌的向梁启超做了一个揖，不待梁启超答话接着说道：“其实，我早就见过梁先生了！早年，我曾就学于京师俄文学堂专修俄文，所以有幸目睹了先生风采。”

甲午战争后，为了救亡图存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，他们认为，要救亡，只有学习外国，实现变法维新，而维新，必须从废科举、立学校开始。1895年8月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“强学会”，购置图书，收藏报刊，供群众阅览，并经常开会讲演，讨论学术，批评时政，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，鼓励人们学习西方，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，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。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推动下，1898年6月，清光绪帝下《明定国是诏》，正式宣布变法，诏书中强调：“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，尤应首先举办”。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：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中西并用，观其会道。”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。这样，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，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。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，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。1898年7月3日，清光绪帝正式下令，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。

“张先生好！”梁启超也回了个揖，然后转过头对刘庆斌愤愤道：“刘公子，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短了，你怎么还把我当做外人呢？”

刘庆斌莫名其妙：“梁先生，没有呀，我怎么会把您当做外人呢？”

“还说没有？那我问你，你叫他什么？”

“老张呀！”

“那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梁先生呀！”

“为什么他是老张，而我却是梁先生呢？这不是把我当做外人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刘庆斌愣了愣，接着会意道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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